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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家风险回顾与展望报告(2018)

2018-01-26 16:40:28   来源:中债资信   评论: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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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为报告节选

 

一、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情况

 

201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为1.75万亿美元,同比小幅下降2%。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以及英国脱欧公投等黑天鹅事件共同作用导致了投资额的下滑。进入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回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规模均出现下降。究其根本,从全球视角来看,经济低迷,贸易不振,以降成本为目的的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从发展中国家自身角度看,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国内政局失稳,国际地缘关系紧张等因素削弱了其招商引资吸引力。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出量虽然整体出现下降,但各国情况分化明显。展望未来,全球主要国家经济继续复苏、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回升等利好因素均将提振跨国企业投资信心,同时将改善企业盈利情况,增强企业投资信心。综合判断,预计2018年全球直接投资有望保持温和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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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至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多年快速增长,但从2017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骤然大幅下降。对外直接投资骤降的背后驱动因素复杂,但主要包括同期基数较大,国内投资环境转好,对外投资审查趋严,对外投资国家风险依然高企等。

 

多年来中国海外投资高速增长的背后,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虚假投资、投资非主业、资本外流,以及海外投资未能反哺国内经济等。近年来,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领域的重心也悄然出现调整,逐步由资源、能源类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采矿业成为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众多领域中受到最大影响的行业,一方面前期投资基数较大,另一方面,国际矿产品价格低迷,企业海外投资矿产行业动力不足。

 

短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脚步或将有所放缓。从国际因素来看,一方面,欧美国家近年来以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保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名义加大了对外国投资审核力度。另一方面,在本国经济增长困难、就业状况堪忧的背景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强化了对外国投资的“本地含量”要求,拉高了投资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同样会对企业海外投资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对外投资仍有较大潜力可期,且投资国别与行业的布局也有望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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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国家风险最新特点与趋势

 

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但与此同时难民问题持续升温发酵,部分国家社会局势升温加码,一些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一系列因素导致全球国家风险水平继2016年后再度出现上升。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者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新政府推翻前任政府所签合约、强行征收外国投资者资产、国家机构瘫痪、战争、恐怖袭击,以及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等风险的发生。风险形势预计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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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安全”概念不断泛化,发达国家准入审查趋紧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疑虑也在不断加深。从官方到民间,西方对中国资金普遍存在矛盾心理。在其自身经济增长乏力与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同时发生的近两年间,这种心态表现得尤其显著。一方面,由于缺乏内生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对大量涌入的中国资本的怀疑又驱使其不断加大对中国企业的审核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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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升温,全球范围内政策不确定性加大

 

在发达国家中,政策不确定性主要由保护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所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实行保护主义政策,英国“脱欧公投”余波未平,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依然遍及欧洲大陆各个角落。2017年德国、法国的极右翼政党虽未能如愿登台执政,却成功地在大选中分散了原本属于传统政党的选票,在德国甚至导致新一届政府“难产”。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困难以及腐败盛行使政治强人的光环褪色,导致政府执政地位动摇,政策稳定性被削弱。

 

(三)恐袭与武装冲突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风险依然高企 

 

全球反恐形势可以用“喜忧参半”来形容,虽然因恐袭的致死的人数出现下降,但是恐怖主义的触角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民族宗教关系复杂,大国势力博弈激烈的中东与北非依然是武装冲突频度与烈度双高的区域,但近期,中东主要战事的走势逐渐明朗。总的来看,2017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相对稳定,但敏感问题依然有升级至武装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

 

(四)美元弱势及商品价格复苏,新兴国家汇兑风险阶段性缓解

 

2017年年初,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受此影响,2017年美元未能延续强势,对多个货币出现贬值。与此同时,2017年初新兴国家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回升。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金融脆弱性有所改善。但是,一些经济结构脆弱、政治风险高企的国家,(如土耳其)本币依然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

 

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依然面临挑战,近期全球国家风险主要体现在:

(一)保护主义升温加码,发达国家准入审查将进一步趋严

2017年11月8日,获得美国两党支持的外国对美投资审查的相关修订议案——《2017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被提交至美国众议院。一旦通过,未来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交易审查范围将更加广泛。欧洲也将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

(二)政府稳定性风险向发达国家蔓延

近期,多个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政局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国家分布在不同大陆、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国内政治体制脆弱、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历史经验表明,选举往往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失稳的导火索,随着政权更替的临近,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也在无限加大。同时,政局失稳已不再是欠发达国家的“专利”。2018年,无论如何,新一届德国政府的组建都将对德国以及欧洲大陆产生深远影响,届时德国对待外资的态度、欧盟改革的前景,甚至英国脱欧进程等关键问题均可能增添更多的变数。

(三)恐怖主义“草根”化和外溢化,部分国家安全形势恐将堪忧

虽然恐怖组织的实力被严重削弱,但未来由“草根”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将持续带来低烈度但高频度的安全威胁。此外,恐怖主义的外溢化特征将进一步显现。非洲的“博科圣地”在多国反恐部队的打击下目前正走向覆灭,中东的“伊斯兰国”虽已覆灭,但其早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招募的大量外籍武装分子将返回原籍,对母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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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联储加息缩表交替进行,新兴国家汇兑风险或再度上升

虽然目前以石油为代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企稳反弹态势,但大宗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短期内大宗商品价格仍然缺乏全面复苏的动力,仍将在低位盘整。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新兴市场货币走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三、全球主要地区风险特征及展望
(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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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均加剧身份认同危机,离心力彰显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全民公投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疑欧”热潮,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政党纷纷欲借机“揭竿而起”,支持率一度走高,大有取代传统政党登台执政之势。虽然这些国家的选举体制决定了其最终未能如愿,但他们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噪这一事实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离心力正在不断加大。2017年4月欧盟峰会提出的“多速欧洲”概念,正是这一无奈事实的生动注脚。

 

当然,从母国实现分离也绝非易事,分离主义者自身也面临诸多难题。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不和谐因素,在长期内若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始终威胁这些国家的稳定性以及营商环境的优越性。例如,独立后的加泰罗尼亚境内制造的商品流通至其他地区,例如西班牙,将被当做进口商品收取关税,这一变化将对制造企业策略的制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东南亚与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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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快速上涨,营商环境出现恶化

 
 

东南亚国家相对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其吸引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企业前往投资的重要因素。在过去五年间,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攀升,在部分区域已经超过劳动力生产率的上升幅度,引起企业和投资者对特定区域投资与营商环境竞争力的担忧。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的工会正在积极游说实现2018年最低工资实现50%的上调幅度。越南经济政策研究所在其2017年发布的《越南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报告中指出,越南在过去十年里的劳动生产率与邻国相比仍然很低,与该国过快的工资增长速度不匹配,上涨的工资带来了更高比例的非合同工雇佣和下降的就业率。强大的工会力量和逐渐固定的工资上调模式愈来愈难以与市场环境进行协调以谋求同步发展,现有的工资水平已经超出一些企业的负担能力和一些国家的实际竞争力水平,为东南亚国家本地和外资企业的投资战略与运营带来风险。 

(三)中亚、西亚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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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稳定性出现积极改观,但社会经济形势依旧严峻

 
 

中亚地区是世界重要的油气生产地区,但民族宗教构成复杂,多股势力武装冲突频发,地缘位置决定了俄美等大国在此博弈激烈,这三个特性决定了该地区的政治稳定性极低,前苏联解体至今发生过多次流血事件。然而近年来,区域的政治稳定性出现了改善的迹象。考虑到其动荡的过往,这些积极的变化对于中亚地区可谓意义非凡。然而,不能简单地做出“中亚地区进入稳定新常态”的定论。从中长期看,中亚五国的稳定性仍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投资者应予以重点关注。

 
 

传统政党与领导人光环失色,选举稳定性低依然困扰非洲大陆

 
 

2017年非洲最富戏剧性的政治事件莫过于津巴布韦政的非正常政权更迭,但事件本身并非无迹可寻。在前总统穆加贝长达37年的统治之下,津巴布韦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失业率畸高,恶性通胀频发,债务危机严峻,微薄的财政收入甚至无法覆盖国家关键部门的正常开支,导致穆加贝逐渐失去民众、同僚,以及最关键的军队的支持。2017年,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由于油气低迷而陷入经济衰退第二年。政权变动问题在此背景下更加敏感。按计划,尼日利亚本将在2019年迎来大选,然而现任总统布哈里健康恶化,长期在国外接受治疗。若其无法履行完剩余任期,长期代理总统职务的副总统奥新巴乔有望继任,而这将重燃南北争端(尼日利亚政坛长期存在南北之争,现任总统布哈里来自北方,而副总统奥新巴乔来自南方),政治斗争驱使的暴力活动和武装冲突有升级的可能。

(三)拉丁美洲中亚、西亚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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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选举密集期,政策导向不稳定性加剧

 

 

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部分拉美新兴国家经济已出现回暖态势。根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17年拉美地区GDP有望实现1.1%的正增长,2018年有望进一步复苏。在此背景下,2017年大部分拉美国家政局相对稳定,但也有部分国家因经济形势恶化、执政党民意支持率下降等原因,政治不稳定性出现上升。2018年,拉美将进入选举密集期,墨西哥、古巴、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巴拉圭和智利都将举行总统大选。近年来拉美政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候选人众多,大量新的民主运动和党外独立的领导人参选,主流党派以往的绝对优势被削弱,拉美地区的大选将在复杂的选举政治背景下进行。区域的重点聚焦在智利和墨西哥两个国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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